在我的藏书票中，最珍爱的莫过于一枚由著名版画家赵延年创作的鲁迅先生半身像藏书票，木刻墨印与温润雪白的宣纸黑白分明，加之鲁迅先生冷峻的神态和轮廓分明的头像凸显出了木版画的“力之美”。此票更为珍稀之处是背面有巴老签名的手迹，如何得来，还有一段趣事呢。

　　1996年12月19日，巴老得知第二天上海图书馆将举行新馆开馆仪式，委托我把几天前让家人带到医院的全套德文版《斯托姆全集》（1917年版）作为贺礼捐给新馆。上图的工作人员面对着巴老馈赠的这套羊皮封面精装版《斯托姆全集》格外感激，向巴老回赠了纪念封、书签和藏书票，巴老对这些不起眼的小纪念品非常喜爱，尤其对鲁迅像藏书票更是爱不释手。我心想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当今，巴老仍孜孜不倦地在追求“甘于奉献，不求索取”的人生乐趣，真是难能可贵，这正是对鲁迅先生“甘为孺子牛”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啊。如果请巴老在这枚藏书票上签个名不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吗？巴老答应了，他缓缓地接过藏书票，面对着鲁迅像端祥了许久才在背面用笔签上了名，并让护理员小吴钤上章以示郑重。盖章时我无意中看到这枚小铜章的边款上刻有“靳以送”的字样，篆刻者是钱君匋，我猛然想起靳以与巴老同是鲁迅先生出殡时的抬棺人，而钱君匋又曾是鲁迅生前译作《文艺论》等三本书的装帧设计者。无意间，几位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的文化人就这样“凑”在了一起，是巧合还是天意，不得而知。过后，巴老对我说，如把字签在先生身上，这样就不太尊重了。话语里听得出他对鲁迅先生发自肺腑的敬爱。

　　巴老对鲁迅先生当年的热情扶持记忆犹新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巴老每年到杭州，边工作边养病，少则十余天，多则数个月。无论是下榻在创作之家还是柳莺宾馆或汪庄，他都会让家人把居住在杭州葛岭的老友黄源接来相见。他俩坐在一起，忆友人，聊家事，也谈《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出版的进展情况，但每次谈得最多的话题还是“鲁迅先生”。1994年10月16日，黄源来到柳莺宾馆同巴老会面，那天，与巴老坐在一起的黄源伸出手，轻轻地在巴老的手背上拍了拍笑着说：“上世纪30年代，我每次从鲁迅家出来，总要顺道到你在虹口的住处聊天至深夜，深谈对鲁迅先生的感受，那时你的精力旺盛，一夜能写出一个短篇来。”话语不多的巴老听了笑着说：“现在不行了。”我站在边上望着当年给鲁迅先生出殡时的抬棺人中仅剩的这两位，虽都已是九旬之人了，但只要一谈起鲁迅先生，精神也明显好多了。停了一会，黄源又说：“你还为先生编辑出版过一个小说集。”巴老听后点了点头。他虽然与鲁迅先生只见过十几次面，但对先生热情支持扶植他和吴朗西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往事仍记忆犹新。

　　1934年，鲁迅将日文版果戈理的《鼻子》翻译成中文发表在《译文》第一期后，心中一直存有译《果戈理选集》的设想。时任《译文》编辑的黄源知道鲁迅曾向日本丸善外国书铺购买果戈理的德文译文本而最终没成，一次，他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旧书铺中偶然发现了一部16卷德译本《果戈理选集》，就花了18块钱买了下来，并在第一册写上“鲁迅先生惠存”送给鲁迅。鲁迅收到后执意要付钱给黄源，两人僵持不下，最终鲁迅接受了签名的那一册，其余的还是付了15块钱给黄源。

　　得到这套选集后，鲁迅先生翻译《果戈理选集》的愿望更为迫切了。他在给孟十还的信中谈道：“日前得德译的一部选集……不过现在即使有了不等饭吃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现在虽是一个平常的小梦，也很难实现。”为了早日能圆鲁迅的梦，黄源几经周折，最后找到了刚从日本回国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的巴金和经理吴朗西，热衷于为别人出作品的巴金与吴朗西一致同意出版《果戈理选集》和《译文丛书》。黄源把这个消息告诉鲁迅，鲁迅听后随即同意将《译文丛书》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并请黄源出面在南京饭店正式商定此事。

　　1935年9月15日，鲁迅偕夫人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还有茅盾、胡风、黎烈文、黄源、巴金、吴朗西、傅东华十人一起聚餐，在席上确定了《译文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译的《死魂灵》作为译书第一部首先出版等事宜。

　　席间，巴金没忘向鲁迅约稿，他告诉鲁迅打算出版《文学丛书》，第一集想出鲁迅作品集的计划，鲁迅当场答应了下来。数天后，他就把这本集子的名称和内容通知了巴金，并告诉巴金还有几篇待写出来后再寄给他。此事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晚年的《随想录》中还提及此事：“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下决心向先生学习。”这本书就是鲁迅先生生前最后一个小说集子——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